是的，我覺得人生還很長，我還沒走過一半，從未考慮過死，也從未考慮過假如生命還有最后一段旅程，我將如何。
余華在《活著》中寫到：最初我們來到這個世界，是因為不得不來；最終我們離開這個世界，是因為不得不走。
在行將就木時，樂享天倫之樂無疑是最大的幸福，帶著笑離開。
在中國，人們對“死”非常忌諱，尤其是當把它與自己的親人長輩聯(lián)系到一起時，甚至你會發(fā)怒，會瘋狂。
鮮有人不想長壽，但同樣，也很少有人知道活得很久很久意義在哪里。
當今的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，而且是不可逆轉(zhuǎn)的，老年人占比逐年遞增。
但是，無論作為老年人本身，還是老年人的子女后代，都很少去觸碰死亡這個字眼。
我們大多數(shù)人做的不過是盡量回避，而且對怎樣度過延長下來的生命也少有人去討論，是要“好死”還是“賴活”，一直以一種無知無畏的勇氣去面對未知的命運。
阿圖·葛文德在《最好的告別》一書中，詳細描述了老人是如何從稀缺資源變得不再重要。
在前現(xiàn)代社會，老年人意味著家族財富的控制、人生經(jīng)驗的掌握，是智慧和知識的化身。
而當今，高齡不再具有稀缺珍貴的價值，信息與傳播技術(shù)的發(fā)達，使老年人不再獨有對知識和智慧的掌握，他們的權(quán)威地位動搖了。
老年人不再對家庭中的年輕人提供安全來源，即失去了家族財產(chǎn)與發(fā)展方向的指揮權(quán)，取而代之的是對年輕人生活方式的強行爭奪。
對死亡的錯誤認知與醫(yī)學的飛速發(fā)展相輔相成，人們總以為在生命最脆弱的時候，可以將生命最微弱的可能性寄托在醫(yī)生手中。
醫(yī)生不愿意摧毀病人的期望，阿圖醫(yī)生認為，麻煩在于，我們的醫(yī)療體系和文化都是圍繞著那個微弱的可能性建立的，就像在為病人們發(fā)行一些100%不會中獎的彩票一樣。
希望不等于計劃，但是希望卻成了我們的計劃。
所有躺在ICU里，插滿管子的病人和他們的家人都想要至少擁有得到那張彩票的機會。
我想到去年姥姥躺在ICU的床上，身上插滿管子，痛苦又無法表述，大小便失禁讓她失去了一個女性應(yīng)有的尊嚴，而同時我媽媽因為要照顧姥姥一下蒼老了很多。
我們都知道姥姥沒有再繼續(xù)下去的可能了，但全家人誰都不愿意承認我的姥姥根本沒有機會再去拿那個彩票了，都抱著一個確定的沒有結(jié)果的希望，在熬著她身體最后的能量。
后來，我拜讀了阿圖·葛文德的《最好的告別》，我知道我們要慢慢地接受個人的必死性，清楚了解醫(yī)學的局限性和可能性，這是一個過程，而不是一種頓悟。
生命的最后階段，我姥姥本可以活得很質(zhì)量，但卻因為我們所有人對生命的無知、對生命的不尊重，將其剩下的日子過得像一首悲傷的詩。
我們應(yīng)該認識到，把今天過到最好，而不是為了未來犧牲現(xiàn)在。
想起姥姥最后的日子，其實我承認我們都缺少那兩種勇氣，第一種是面對死亡、正視死亡的勇氣，它很難，以致我們可以有很多種理由回避它，我們可以自私地說我想與她再多待幾天，我們也可以假裝很篤命地說她還不舍得我們；第二種勇氣更加令人望而卻步，即在第一種勇氣實現(xiàn)后我們應(yīng)該如何做，當我們很難知道會發(fā)生什么時，我們就難以知道應(yīng)該做什么。
像我姥姥那種方式的離開也是我們目前流行的死亡方式，因為沒有勇氣，所以假裝沒有錯，所以假裝最后的選擇都正確。
匹茲堡大學姑息治療醫(yī)生鮑勃·阿諾德認為，醫(yī)生應(yīng)該將信息轉(zhuǎn)化成其背后的意義告知人們，人們尋求的是信息于人的意義，而不是冷冰冰的信息。
無論是誰，我們可以選擇做的是：
一、正確認知死亡，當在多位醫(yī)生確診醫(yī)學對病情沒有幫助時，就安靜并勇敢地接受它。
二、與家人談?wù)撟约航酉聛硐胍龅氖?，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想要完成的夢想，是想聽聽海還是想看看夕陽，阿圖·葛文德的父親選擇了善終服務(wù)，他可以出乎意料地、平靜地談?wù)撓胗媚募覛泝x館，過好剩下的每一秒。
三、從現(xiàn)在開始，正視生命的脆弱，無論是年老還是年輕，死神眷顧時，生命都是脆弱的，都離不開選擇。
而令人吃驚的是，這種姑息療法并不比躺在病床上用盡各種抗生素動彈不得的“被活著”效果更差，阿圖發(fā)現(xiàn)，竟然有很多人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后比預期多活了3周至幾個月。
善終不是好死，而是好好地走到終點。
這本書值得所有人仔細來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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